鲁迅在北京居住期间借了不少钱，他真借过高利(2)

如果月息达到10%，那么一年的利息就是120%，这在任何年代，无疑属于高利贷。但是如果月息是1%，一年利率12%，这还是高利贷吗？在此，就需要展开第二个问题，民国时期，利息高达多少算是高利贷。

民国时利息多少算高利贷？

民间借贷自古有之，而作为民间借贷的伴生品——高利贷，在历朝历代都被认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，统治阶级会予以管制，主要措施便是规定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。在此以明清两代为例进行说明。《大明律·户律·钱债》规定：“凡私放钱债或典当财物，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，年月虽多，不过一本一利，违者笞四十，以余利计赃，重者坐赃论，罪止杖一百。”也就是说民间放债每个月的利息不超过三分，即3%，违者受罚。清代沿袭明代，在顺治五年四月，“谕户部：今后一切债负，每银一两，止许月息三分，不得多索及息上增息。”也就是借款利息最高不能超过每月三分，即年利率不超36%，而且不能利滚利。

中华民国建立初期，北洋政府延续了清代的利率政策。后来，南京国民政府对此加大了管控力度，在《民法债编之立法原则》中即提出：“各国立法例，对于约定利率，有加以限制者，有不加限制者，然为防止重利盘剥起见，似应加以限制。”（《银行周报》13卷22号，1929年6月11日。）这一立法精神随即体现于1930年5月5日施行的《民法债编》中，该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：“约定利率超过周年百分之二十者，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。”也就是说，借贷的利息超过银行规定年利率的20%，超出那部分利息不受法律保护。

法律规定如此，那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中国社会民间借贷利率普通水准又如何呢？1930年5月，注重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同志，在时任江西省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等人的协助下，深入寻乌县大小乡村，对农村经济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。1931年2月，他整理成七万余字的《寻乌调查》。在“钱利”一篇中提到，“钱利三分起码，也是普通利，占百分之七十”。也就是说，当时在乡村，借款年利率30%（年利三分，即30%）或者36%（月利三分，年利率就是36%）是普遍情况。

位于江西寻乌县的寻乌调查纪念馆

反观鲁迅这三笔所谓的高利贷，以其中利息最高的第二笔计算，鲁迅借了200元，息分半（即1.5%），两月后的6月11日，鲁迅还了两个月的利息6元，折算成年利率，不过18%。这一水准，无论是当时的法律层面，还是以民间普遍的借款利率相比，都谈不上高利贷。

齐寿山会给鲁迅放高利贷吗？

分析完借款利息高低问题，再来看看把钱贷给鲁迅者的那些人和机构都是什么来头？其中的“义兴局”，很多人都熟悉，它是齐寿山家族的买卖，这一点业已被学术界所共知。

鲁迅借款利息最低的一笔出自“大同号”。由于鲁迅日记所记过于简略，再加上齐氏兄弟三人1948年前后陆续定居台湾，在大陆的生意随即纷纷歇业，这些商号也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，以至于后人对齐氏家族及其生意知之甚少。事实上，“大同号”是齐家早期开办的粮店之一。

上世纪20年代在北京从事粮店经营的迟子安在《旧北京的粮食业》一文中提到 ：“旧北京粮食业中的大户，我记得一些商号，大和恒(西珠市口)、大同(榄杆市)、和益局(泡子河)系山东人韩星久所经营的联号。”

“大同”、“和益局”，连同河北省束鹿县的“恒聚隆”，这三家齐家出资开设的粮店，他们聘请山东人韩辅臣、韩星久父子负责经营。1915年前后，正是在韩辅臣的建议下，齐氏兄弟在河南安阳置地建厂，取自家三所粮店“大同”、“和益局”以及“恒聚隆”的首字，将新厂命名为“大和恒面粉股份公司”，采用法、德技术设备，高峰时每天生产“狮子”牌小麦粉千余袋。同时，在北京前门外西柳树井26号（现珠市口西大街129号）设立“大和恒面粉分销处”，1919年更名为“大和恒粮行”，当时“大和恒”红极四九城，成为民国时期北京的著名品牌。

在鲁迅找齐家第一次借款时，“托齐寿山假他人泉五百，息一分三厘，期三月”。这个“他人”，由于缺少史料，现已无法确切获知真实身份。依笔者推测，可能性最大的还是出自齐氏家族的买卖，只是齐寿山未对鲁迅讲明。

众所周知，齐寿山与鲁迅自1912年起即在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治下共事，同事十余载，过从甚密。《鲁迅全集》里提到齐寿山多达两百余次。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，鲁迅绍兴同乡、齐寿山留德同学——蔡元培或许最有发言权。蔡氏在《记鲁迅先生轶事》一文中写道：

文章来源：《鲁迅研究月刊》 网址: http://www.lxyjykzz.cn/zonghexinwen/2021/0916/560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