鲁迅生前与郭沫若对骂，为何死后郭沫若却说“

鲁迅与郭沫若，本是同一阵营的“战友”，是那个年代著名的“左翼作家”。

可两人一生中用的最多的“打招呼”的方式，却是“笔墨相讥”，简单来说，就是“互喷”。

郭沫若给鲁迅扣“封建余孽”的帽子，鲁迅就说郭沫若是“才子+流氓”……

然而，在1936年鲁迅去世之后，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却写下了一副挽联，上联是，“孔子之前无数孔子，孔子之后无一孔子”。下联是，“鲁迅之前一无鲁迅，鲁迅之后无数鲁迅”。

郭沫若的这副挽联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

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，百家争鸣、大师辈出，所以叫：孔子之前无数孔子。但在秦汉两代过后，孔子成圣、儒学独尊，因此“孔子之后无一孔子”。

但鲁迅就不一样了，鲁迅生活的年代，是腐败落后、民生凋敝、饿殍遍野的“旧中国”。

而千千万万的中国百姓，很多还都是一种“麻木不仁”“吃人血馒头”的状态，鲁迅先生是那个年代少有的“斗士”！

他的斗争精神、革命精神，引领和启发了同时代的许多仁人志士，直到今天，鲁迅的精神也依然被追随和称颂。

所以说：鲁迅之前无一鲁迅，鲁迅之后无数鲁迅。

由此可见，郭沫若对鲁迅的人格是给予了极高的赞扬的。尽管他们生前闹过许许多多的“不愉快”，但这依旧不影响鲁迅的伟大，和鲁迅先生在郭沫若心中的“伟大”。

至于原因，我们还需要更深地去挖掘鲁迅与郭沫若之间到底都“骂了什么”。

鲁迅与郭沫若的“对骂”，始于1928年。

1928年，“文学革命”已经发展到了“革命文学”阶段。（前者是从1917年开始的，一场“文学革命运动”，是“新文化运动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）

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，是当时倡导“革命文学”的两支主力军。

郭沫若、成仿吾、田汉等人，在上海出版《创造》月刊、《文化批判》等刊物，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文学。

这时候的他们正是激情高涨、勇于追逐新生事物的时候，而鲁迅却更加理性与克制，于是，两方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“矛

盾”。

以及，他们对鲁迅的“攻击”，其实有一部分是出于郭沫若的私心。

因为像郭沫若这样的创造社青年晚了一步，没能赶上“新文化运动”的高潮，等到他们想展露头角的时候，“天下格局已定”。

思想上，《新青年》独领风骚，文艺界，已是文学研究会的天下。

而才高气傲的郭沫若却认为举目神州，“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”，“《新青年》还差强人意，但都是一些普通的启蒙文章”。

他暗讽文学研究会有“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，和卑劣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。

于是他和他的“战友们”，决心跟“新文化运动”的主将们打一场“笔仗”。

他们对鲁迅的攻击、否定，主要是认为鲁迅“落伍了”“过时了”，不足以担当起新时代赋予的文学使命，即领导不了“革命文学”。

通俗来说，就是郭沫若等人觉得鲁迅“不够左”。

例如，冯乃超在《艺术与社会生活》（1928年1月）说：“鲁迅这位老生……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，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”

“追悼没落的情绪”“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，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。”

成仿吾的《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》，更是称鲁迅为“趣味文学”的“老人”，“暗示他有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我满足，他所矜持的是闲暇、闲暇，第三个闲暇”，还给鲁迅单独造了个阶级，叫“有闲阶级”。

1928年8月，郭沫若在《创造月刊》发表了一篇名为《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》的文章，他在文中说鲁迅是“时代的落伍者”，是资产阶级“最良的代言人”。

“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，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反革命”，鲁迅就是“二重反革命分子”，“不得志的法西斯蒂”。

他们把“五四”新文学当成是资产阶级文学然后予以全盘否定，表现出了一种激进而不切实际的态度。

文章来源：《鲁迅研究月刊》 网址: http://www.lxyjykzz.cn/zonghexinwen/2021/1130/577.html